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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士所辅用之国,为之策谋什么意思_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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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唐后的诗主体一般都是具有工整性的七言或五言绝句了到了宋代词取代诗的地位成为文人学者生活的“必需品”到了元代则是曲了元后的明清并没留下可以使后人有较深记忆的体裁比较宁人遗憾。

游士所辅用之国,为之策谋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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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士所辅用之国,为之策谋的意思是:

战国时期游士辅佐他的国家,为国家出谋划策,就称战国策。

出处

《战国策》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书中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战国策》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

《战国策序》是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为其整理编辑的《战国策》所作的序言。

二、作品赏析

文中除扼要说明刘向校勘《战国策》的大致情况外,还以主要篇幅记叙自西周兴起至秦朝灭亡的历史变迁。总结秦王朝短期灭亡的历史教训,本来就是西汉许多散文家的注意中心,与汉初这类散文相对照,刘向的这篇散文以舒缓从容、简约平实见长。

三、作者简介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

宣帝时曾任谏大夫、给事中。元帝时任散骑宗正给事中。他看到外戚许氏、史氏飞扬跋扈,宦官弘恭、石显弄权生事,非常忧虑,屡次上书劾奏外戚、宦官,结果多次下狱,被废十余年。成帝时复得进用,改名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后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

期间,反对外戚王氏擅断国事,因此得罪外戚和权贵,未能升职。曾受诏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他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愿交接世俗,专心研究经术,勤奋写作。

所作《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散文著作今存《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和《列女传》等。奏疏名篇有《谏营昌陵疏》,校书叙录名篇有《战国策书录》。文章特点是典雅博奥,从容徐缓。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谁有战国策的资料?

《战国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和本子,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宋时已有缺佚,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原师道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本书内容相似。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体例
今本共33卷:
战国策卷一 东周
战国策卷二 西周
战国策卷三 秦一
战国策卷四 秦二
战国策卷五 秦三
战国策卷六 秦四
战国策卷七 秦五
战国策卷八 齐一
战国策卷九 齐二
战国策卷十 齐三
战国策卷十一 齐四
战国策卷十二 齐五
战国策卷十三 齐六
战国策卷十四 楚一
战国策卷十五 楚二
战国策卷十六 楚三
战国策卷十七 楚四
战国策卷十八 赵一
战国策卷十九 赵二
战国策卷二十 赵三
战国策卷二十一 赵四
战国策卷二十二 魏一
战国策卷二十三 魏二
战国策卷二十四 魏三
战国策卷二十五 魏四
战国策卷二十六 韩一
战国策卷二十七 韩二
战国策卷二十八 韩三
战国策卷二十九 燕一
战国策卷三十 燕二
战国策卷三十一 燕三
战国策卷三十二 宋卫
战国策卷三十三 中山
共497篇。 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知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研究参考书目
? 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 ISBN 753660020
? 孟庆祥,《战国策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统一书号:10093?701
? 王守谦,《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ISBN 722102444
? 朱友华,《战国策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赵丕杰,《战国策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 蓝开祥,《战国策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
?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 ISBN 710100622
? 何 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ISBN 730105101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策人物
1、苏秦: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东周洛阳人。事迹在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苏秦出身寒微,读书刻苦,向往富贵生活,具有强烈的功名心,且知识丰富,能言善辩,善于运筹帷幄,为人主出谋划策,但没有自己固定的政治主张与理想,在战国时代纵横家中他是比较典型的。
2、甘茂:战国中期秦国名将。下蔡(今安徽凤台)人。事迹在《苏代劝秦王留甘茂》中。甘茂自秦国逃出后,准备到齐国去。出了函谷关,遇见苏代(苏秦之兄),说:“您听说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代说:“没听说过。”甘茂说:“在江上的众多女子中,有一个家贫无烛的女子。女子们在一起商量,要把家贫无烛的赶走。家贫无烛的女子准备离去了,她对女子们说:‘我因为没有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便打扫屋子,铺席子。你们何必爱惜照在四壁上的那一点余光呢?如果赐一点余光给我,对你们又有什么妨碍呢?我自认为对你们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呢?’女子们商量以后,认为她说的对,就把她留下来了。现在我由于没有才德,被秦国赶走,出了函谷关,愿意为您打扫屋子,铺席子,希望不要把我赶走。”苏代说:“好,我将设法让齐国重用您。”
3、周公旦,西周政治家。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周文王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
战国策》是一部先秦历史文献,因长于说事而著名,是一部国别体史书,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共33卷,约12万字。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记事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
《战国策》还有《国事》《国策》《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原著者名字不可考。
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沿用至今。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所记人物是复杂的,有纵横家,如苏秦;有义士,如鲁仲连、唐雎、颜;有不怕死的勇士,如荆轲、聂政。这些人物形象逼真,刻画得栩栩如生。
《战国策》的文章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渲染夸大,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描写人物形象极为生动,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通过有趣的寓言故事,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今本共33卷:东周策1卷西周策1卷秦策5卷齐策6卷楚策4卷赵策4卷魏策4卷韩策3卷燕策3卷宋卫策1卷中山策1卷共497篇。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战国策成语
一尘不染——圣人具有三者之德,而无一尘之累。
大庭广众——以敞大众。
两败俱伤——今两虎争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
南辕北辙——犹至楚而北行也。
亡羊补牢——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
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
羽毛未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引锥剌股——读书欲睡,引锥自剌其股,血流至足。
门庭若市——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
反璞归真——颜斶知足矣,归反于璞,则终身不辱也。
狡兔三窟——狡兔有叁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
窟。
狐假虎威——虎得狐,狐曰:子勿敢食我,天帝使我长百兽,字若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
行,子随我后,百兽见我敢有不走者?虎以为然,遂与之偕行,兽见皆走,虎不知兽之畏
己,以为畏狐也。
惊弓之鸟——弓弦响,惊密林之鸟。
安步当车 《战国策·齐策四》
不遗余力 《战国策·赵策》
不翼而飞 《战国策·秦策》
侧目而视 《战国策·秦策》
反璞归真 《战国策·齐策》
高枕无忧 《战国策·魏策一》
汗马功劳 《战国策·楚策》
狐假虎威 《战国策·楚策一》
画蛇添足 《战国策·齐策二》
挥汗成雨 《战国策·齐策一》
狡兔三窟 《战国策·齐策四》
门庭若市 《战国策·齐策一》
亡羊补牢 《战国策·楚策四》
《战国策》简介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刘向。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

语文资料

《战国策》简介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

关于“赋”的起源

关键字:赋的起源及其文学传统|赋的两种体式|《汉书?6?1艺文志》|赋的三种含义|口头诵读|《国语?6?1周语》|朗读方式|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一种声调|不歌而诵的作品|六义之一|铺陈|散体赋|荀卿《赋篇》|隐语的形式|战国策士散文|游说之词|宋玉的赋|铺陈渲染|辩丽横肆|战国诸子散文|《庄子》寓言|《天运》篇|骚体赋|楚辞|贾谊《吊屈原赋》   赋作为一种文体,出现于战国后期。宋玉和荀卿都有以赋名篇的作品。到了汉代,司马相如等人的散体赋被称作赋,屈原的《离骚》等作品也被称作赋。为什么汉朝人把我们今天看上去体式完全不同的两类作品都称作赋?赋这一名称究竟是怎么来的?《汉书?6?1艺文志》中在讲到赋的时候对此有个解释,其中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里所说的赋,就是先秦典籍中谈到的赋诗。所谓不歌而诵,就是不配乐歌唱的口头诵读形式。所诵之诗,可以是即兴创作的作品,也可以是《诗经》中现成的诗篇。《左传》等先秦古籍中可以看到不少这方面的例子。《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在大隧中和母亲相见,双方各自赋诗,就是即兴创作并诵读出来。上面所说的“登高能赋”,大约也是这种情况。《左传》中大量记载的赋诗言志,则是运用《诗经》中的现成篇章,或直接诵读,或让乐工歌唱。《国语?6?1周语》中也有关于赋的记载: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式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这里提到的赋,与诵并称,也是一种朗读方式。至于这种朗读方式的具体情况,今天已难以确考,但至少它和歌唱是不同的。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总结说:“春秋列国朝聘,宾主多赋诗言志,盖随时口诵,不待乐奏也。《周语》析言之,故以‘瞍赋蒙诵’并称;刘向统言之,故云‘不歌而诵谓之赋’[1]……窃疑赋自有一种声调,细别之与歌不同,与诵亦不同。荀屈所创之赋,系取瞍赋之声调而作,故虽杂出比兴,无害其为赋也。”赋为诵读,可有抑扬高下之声调。但荀、屈乃至宋玉等人未必全取瞍赋之声调,只是不歌而诵而已。汉代人就从这一点上,把那些不歌而诵的作品都称作赋。例如《离骚》就被称为《离骚赋》。而同时司马迁又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史记?6?1太史公自序》)这就不难看出,这些作品之所以称作赋与赋诗有关。如果单从语言形式上看,《离骚》等作品和楚歌没有什么区别,但楚歌是唱的,所以称作歌;而《离骚》等作品是用来诵读的,因此称作辞或赋,而从不称作歌。散体大赋更是不能歌唱的,所以也只能称作赋而不称为诗或歌。汉代史书中有皇帝让大臣诵读楚辞或散体赋的记载,可以证明这两类作品在当时都是用来诵读的,因此也就能断定,汉代人用“不歌而诵谓之赋”来解释赋这种文体名是正确的。  除了上述说法,还有人认为赋的名称源于《诗经》六义之一的赋,其含义是铺陈。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赋被当作文体名的时候,关于《诗经》六义的解释还没有出现,而赋,特别是骚体赋中,普遍采用了比兴手法。赋的得名,绝不是由于它的铺陈手法。   赋在产生之初,有散体和骚体两种基本体式,体式不同,来源也不同。这里先说散体赋。最早的散体赋可以追溯到宋玉和荀卿的作品。荀卿的赋采用隐语的形式,宋玉的赋很像战国散文,特别是当时的游士之辞。隐语和战国散文对散体赋的产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隐语产生于民间,后来进入宫廷,主要由俳优说给君王取乐,有时也带有一点讽谏的意味。荀卿的《赋篇》就是直接采用了隐语的形式。但隐语一般都很简短,很难从中直接发展出后世那种铺张扬厉,洋洋洒洒的长篇散体赋。在散体赋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应该说是战国的散文。《战国策》中所记载的游说之辞,往往在人物对话中进行铺陈渲染,带有辩丽横肆的特点。例如苏秦为鼓动齐宣王合纵抗秦,极力渲染齐国的富强,其辞令大量运用比喻和夸张,句式在排比中融入对偶,气势强劲,节奏铿锵,很像汉赋中的描写。又如庄辛为劝说楚襄王居安思危,用晴蛉、黄雀、黄鹄、蔡灵侯之事层层设喻,最后竟使楚襄王颜色变作,身体战粟。文章的结构和辞采都酷似一篇散体赋。战国诸子散文中的人物对话和铺排渲染,有些地方也初具赋的特点。特别是《庄子》中的寓言和重言,采用虚构人物对话的形式展开议论和描写,最后使一方被另一方说服,其形式和语言都具备了散体赋的雏型。例如《天运》篇中这段对话: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郃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子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说。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文中通过对话对咸池之乐加以铺陈描写,句子整齐而有韵,具有很强的可诵读性。这样的文字,已经很象散体赋了。《庄子》中这类人物对话还有很多,郭沫若说:“汉代的大赋分明是从这里来的。”(《沫若文集》卷12《今昔蒲剑今昔集》)至于骚体赋,它的来源非常清楚,就是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屈原的《离骚》和《九章》等作品在汉代都被称作赋,汉初贾谊模仿楚辞而凭吊屈原,名之为《吊屈原赋》。后来还有不少汉代人也采用这种形式写赋。由于这些作品与楚辞有渊源关系,因此被称作骚体。   总之,赋是一种用于诵读的文学体裁。它有骚体和散体两种基本样式。骚体赋直接由楚辞发展而来。它采用骚体句式,不用主客问答的形式,以抒情为主,因而更接近于诗;它的结尾往往有“乱”、“讯”“歌”等更富于音乐性的部分,显示了它原来的音乐背景。散体赋是由隐语和战国散文演变而成的。它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句式灵活,韵散相间;它以描写为主,也有一些说理性的作品;在段落的开头常用“于是乎”、“尔乃”、“若夫”等标志性的词语,显示出它的散文化的特点;上述特征又决定了它在表现手段和审美方面的特征,如长于铺陈,文辞华美,篇末寄讽等,但这只是其次要特征,不是判断文体的标志。在汉赋的发展过程中,骚体与散体互相渗透融合,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样式。(文章来源: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卷第一编第四章第一节) (西汉文学) 相关链接 http://gx.guoshi.com/index.php/%e8%b5%8b%e7%9a%84%e8%b5%b7%e6%ba%90%e5%92%8c%e4%b8%a4%e7%a7%8d%e4%bd%93%e5%bc%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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